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，中国学界对于“文化”有两种基本的态度，一种是不敢轻言文化，甚至一旦言及文化，就会不得要领而心惊肉跳；一种态度则恰恰相反，在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学的讨论中，再度大谈文化。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变迁、大讲民族文化复兴的新世纪岁月中，文化又成了“问题”，不得不再度浮上水面。一旦要讲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人们已经无法避开文化的建设等等相关问题。
当然，在这些方兴未艾的议论之中，讲论者内心也大都躁动着一种大致相同的意念，那就是文化实在不好把握。所以，在很多的场合，文化界和学术界就自然产生了一种文化“很难讲”的共识。
文化很难讲！
在此感叹之中，深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特别苦衷。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那种要以文化的变革来改造国家政治的气势，当下对于文化的讨论，的确会有一种隐隐约约“很难讲”的情愫。
关键的问题是，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，不好予以专业领域里的严格定义。其大者，文化可以包打天下，什么问题都可以囊括在其中；其小者，文化则深入人的精神内心、灵魂深处，见仁见智，容不得他人随便谈论。
如果关注它的人文定义方式，则其主观色彩太重，一旦进入个人的精神创造领域更是难以把握；如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，则难以精神、价值等话语模式来表达。它需要数据、需要经验研究，常常要以制度的建构来取代旧有的文化讨论，以免“荆轲刺孔”的历史闹剧。
然而，文化——又不得不讲。民族文化、乡土文化、传统文化、都市文化、消费文化、世界文化……直至今天的和谐文化，又有哪一项议题之中，能够免谈文化？
一句“德参造化，灵通古今”，促使内圣者期待外王；一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让中国人事事关心，常以天下、国家为己任。在中国人的“文化”概念里面，既有“文化天下”的神圣传统，亦有“文化革命”的风云激荡，继而还有“革命文化”的意识形态要求，最后还有当下“文化消费”的现代时尚。人人都在讲论“文化”，却难解其中三味，终得糊涂。
正可谓，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精神落脚在哪里？
实际上，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世界观、一个社区的守护方式，一种婚丧嫁娶的习俗、一种身份的界定的方法、一种看世界的方式、一种人际认同的方法、一种情感互动的符号。它始于人们与自己的乡土、村庄、家人、亲人联系的途径、而非只是天下、国家的合法性证明方式。
这个文化，也应当属于个人的，属于人们生活的社区，而非仅局限于国家、天下的，更非仅局限于君临天下、教化国家的传统“文化”。由此观之，文化还是不难讲的，还是可以谈论的。它的难讲，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领域之中的定义问题，而且是一个以社会变迁、政治文明进化为语境的社会问题。
如果说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话，那么，这就需要我们把文化置于社区、族群、人际互动模式、生活样式、民主制度……之中来加以考量，自觉地建构权力秩序与文化秩序之间的审美距离。曾经有学者提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，我认为首先就要在这个层面下工夫，在国家与市场之外，真正建构起空间化、社会化、制度化的文化自觉，把文化的讲求转换成为一种制度和社区的建构，演进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、人际互动的要求。不然，老是认为文化很难讲，天长日久，自然就损失了对文化的自信心。连讲文化的信心都没有了，还能讲求其他吗？
诚然，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捷径：文化很难讲，那就先做文化吧。
这可能是时下有许多人热衷于“做文化”，而不热衷于“讲文化”的一个缘故。做文化者，要比讲文化容易；因为文化消费，要比文化建设方便。传统中国人就有“知难行易”的说法。继续“做文化”，讳言“讲文化”，把“难”的东西暂时回避，先做那些容易做的事情。或者是，先把文化给消费了，消费得没有疑义了，我们再来讲文化。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（李向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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